鉴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中规范性因素不断增加是一个不争事实。

有尊严的生存成为了二十一世纪公民对于人权中生存权的要求，生存照顾成为公民对于国家的客观需求，社会与公民则应尽自身的努力来共同维护自身发展与社会的共同和谐进步。(3)信息交流保障的供给。

社会蕴含了大量的人才、物质资源，并且更贴近于生活，但是社会的资源呈散装分布，需要有力的组织才能有效集中。《残疾人保障法》从康复、教育、劳动就业、文化生活、社会保障、无障碍环境等六个方面对残疾人的权益进行了规定，在这六个方面中，实际上都对政府、社会及公民的权责进行了规范。公民则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普通公民所应承担的对残疾人权益保障的国家层面义务与社会层面义务。4.残疾人的劳动权利行政给付责任 在残疾人保障法中，对于政府的残疾人劳动权利给付责任主要是从就业环境与就业政策上给予专门性规定。  注释: [1]刘茂林.宪法究竟是什么[J].中国法学，2002(6). [2]何侃，中国给力残疾预防——残疾预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论坛综述[J].南京特教学院学报，2010(4). [3]黎建飞.残疾儿童权利保障的法律原则[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 [4]吴振亚.残疾人社会救助中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方式探讨——基于浙江省衢州市的实证研究[J].劳动保障世界，2012(10)：21-24. [5]王新文，段世江，中国残疾人政策及其发展理念[J].前沿，2012(2).   廖原(1973- )，男，广西南宁人，副教授，博士后，主要从事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因此，需要国家、社会及其他公民对残疾人的生活、工作及在社会交往方面给予应有的扶助，以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类共同发展完善自我的目标。我国于1990年就制定和颁布了《残疾人保障法》，并于2008年对该法进行了重新修订。其次是行政复议委员会与复议机关之间的关系。

行政复议委员会成员一般来自于行政复议机关、学者、专家、法律实务部门人员等。在成熟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下，除非有法律的特别规定，复议机构原则上只设在一级政府中，改变原来复议机构过于分散的状况。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履行下列职责:……。《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12]沈福俊：《行政复议委员会体制的实践与制度构建》，《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9期。在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从而已经进入后立法时代的今天，其法治的最大特点应当是确保已经制定的法律能切实有效地得以实施，而不应当有任何违背既有法律的借口。

国务院之所以要求探索建立政府主导、社会专家学者参与的行政复议工作机制，或者说按照政府主导、专业保障、社会参与的要求，引入专业人士参与复议案件审理，就是表明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机关的内部层级监督机制，其处理的是行政争议，这一机制仍然是行政权力的行使机制。虽然行政复议委员会的试点工作也在点和面上不断推进，但是，在一些主要程序环节上仍然比较模糊。[9]在审理程序上，有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实行定期集中审核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报送的重大、复杂案件的初审报告并提出意见，不采取公开的方式审理案件，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作出的复议决定也不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当抛弃原有的一事、一法、一机构的思维模式，务实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于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地位问题，曾经有学者提出应当取消各级各类行政机关办理行政复议的职权，按照省以下垂直管理的模式，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专门的行政复议委员会。这一点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员的结构。如果说上述关于行政复议性质的讨论中，笔者的观点尚能成立的话，那么，行政复议体制上的改革并不一定要成立一个所谓独立的行政复议委员会，而在于给现行行政复议体制注入现代行政程序的活力因素。[4]杨海坤、章志远：《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8页。

[13]王万华：《〈行政复议法〉修改的几个重大问题》，《行政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如果说有问题那也是在于我们封闭式地理解了内部监督之涵义，从而在一系列具体制度的构建上，特别是在程序等关键环节上出现了偏差。

[5]同注[1] [6]同注[1] [7]陈菲：《国务院法制办力推综合性行政复议委员会模式》，《北京日报》2002年11月25日。在现有体制下大力引入听证审理、增加外部专业人士、法律人士和社会人士在复议审理和决定中的话语权，以增强行政复议程序的透明性，提高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应当是目前可以做的最佳方案。

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指出，要完善行政复议工作制度，积极探索提高行政复议工作质量的新方式、新举措。5．行政复议委员会与行政诉讼衔接上的不协调。因此，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就是试图建立一个政府主导、专业保障和社会专家学者参与的审理案件模式，即行政复议委员会模式来推动这一进程。正如有学者所言，如何在制度上增强申请人对复议过程的参与，加强复议过程的公开、透明是修改《行政复议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探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文章，均要指出复议机构独立性的欠缺并指出这是影响行政复议功能发挥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应当承认，二十几年来，行政复议制度在监督行政行为，救济相对人权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 *本文是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苏州大学公法研究中心重大招标项目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研究(2010JDxM040)的阶段性成果。对行政复议委员会的性质、法律地位、功能定位等基础性问题，以及机构形式和运作模式等形式问题，应进行认真研究并清楚界定。

2008年9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下发《关于在部分省、直辖市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的通知》，该《通知》对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的意义、范围、指导原则、试点内容等作了规定。但是，很遗憾的是目前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地位的不明确，程序的缺乏，使得行政复议委员会实际上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状况。[1]李立：《官民纠纷大信访小复议格局被打破》，《法制日报》2011年11月27日。

2006年哈尔滨和北京市先后建立了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2008年在北京、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广东、海南、贵州等8个省、直辖市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开展试点工作。在2011年和2012年全国行政复议年度工作中，国务院法制办都对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基于当下的法治实践，我们非常有必要对正在大力推进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工作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消极影响予以冷静思考。[5]试点以来，黑龙江省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已审结1500余起案件，总体纠错率达47%，没有发生一起以复议机关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

有的县级政府甚至以机构改革的名义，撤销法制机构或者将法制机构与其它机构合并。《行政复议法》赋予申请人管辖上的选择权，是对原有《行政复议条例》在管辖问题上的完善。

3．行政复议委员会模式与现行复议申请人选择管辖模式冲突。笔者认为，无论从行政复议本身的应有功能，还是从机构设置的合理性讲，行政复议委员会应当定位于负责行政复议事务的非常设的内设组织，具体负责属于本级行政复议机关管辖的复议案件的受理、审查、决定等事项，最后仍要以行政复议机关名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但不管采取何种途径，打造一支专业化、精英化的高素质行政复议队伍，是未来行政复议体制改革中绝对不可忽视的。[9]沈开举、郑磊：《论我国行政复议改革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路径》，《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广东全省今年办理行政复议办理案已突破万件，总体纠错率30%。在2008年的《通知》中也曾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即在积极探索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方面，要妥善处理好行政复议委员会与行政复议机关首长负责制的关系，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委员会在讨论决定行政复议案件、解决行政复议工作重大问题中的作用，使行政复议委员会切实承担起其所属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定职责。这里又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人员的来源，二是各类人员的结构比例。最后的行政复议决定当然以复议机构的名义作出。

山东省还专门出台地方性法规，赋予政府可以集中行政复议权的权限。那么，这项重要举措的依据是什么呢? 通知中列举的是:200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符合行政复议工作特点的机制和方法。

不可否认，较长时期以来学界有一种似乎已经是约定俗成的模式，一讲到某方面存在的问题时，其最终解决方案就是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哪些行政复议案件在行政复议委员会审议的基础上还需要行政复议机关首长批准或者经集体讨论后以行政复议机关名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虽然行政复议委员会消除了原有管辖体制上的固有弊端，但是，就申请人有管辖上的选择权而言，原有体制则有其积极的一面。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合法性、权威性、公正性、专业性和效率性，是这项改革的最终目的。